21歲夏立夫花近400萬新台幣取得英國數位媒體學位，全班第一卻找不到工作。他海投500份、面試僅10到20次，學費與就業落差引發關注。
砸下巨額學費、拿到全班第一，最後卻只能在求職系統裡反覆失望。英國一名21歲畢業生的經歷，正在引發更多人的共鳴與質疑。
這起事件的主角是夏立夫（Khaled Sharif）。他2025年自倫敦近郊的金斯頓大學（Kingston University）畢業，取得數位媒體科技學位，成績還是全班第一。按他計算，求學與生活等成本加總後，整段學位投資約12.5萬美元，折合近新台幣400萬元。可就在學習告一段落後，他的職涯開端並不順利——帶著期待投出大量履歷，甚至演變成以“海投500封”為人知的求職故事。
根據報導，夏立夫畢業後立即開始投遞相關職缺，但結果並不理想。他共投遞約500份履歷，面試機會不到20次；更挫折的是，即便他在部分流程中「通過第一關」，仍常在第二次面試後兩週收到通知，內容是對方選擇了其他候選人。這種反覆落空，也讓他坦言壓力很大、情緒非常沮喪。
夏立夫的求職範圍並不只限於他原先想做的領域。當投遞沒有帶來結果，他甚至把方向擴大到銷售等其他產業，等於在降低職涯匹配度的同時，仍試圖保住機會。但他描述的情況是：並非單一公司、單一職缺的偶發問題，而是整體市場的徵才節奏似乎變慢、篩選卻更難。
他把矛頭指向就業體制。他說如今的就業市場像是「崩壞的體制」，畢業求職者顯得「氾濫」，企業在成本考量下明顯縮減徵才意願。這段觀點背後，牽動的不只是他個人的挫敗，也包含近年就業環境的變化：疫情後的不確定性、企業在降低成本上的緊縮，以及AI應用讓部分工作內容被重組，導致招聘需求與技能期待同步改寫。
從人性角度看，這樣的落差特別傷人。畢業證書與分數，原本被許多人視為向上流動的通行證；但當投入與回報不對等，焦慮會迅速累積。夏立夫也反問：如果自己都難以找到工作，那成績較差的人要如何承受？他並不是不願意工作，甚至提到在超市找到兼職其實並不難，但他希望能「學以致用」，把專業用在對應的職位上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他的困境並沒有只停留在私人範圍。當他在TikTok分享求職歷程後，開始有更多人留言，包含即便擁有碩士學位的人也表示同樣找不到工作。這種回音效應，讓個案從「單一求職失利」轉向「可能是普遍結構問題」的討論：當越來越多受教育者面臨相似門檻，個人努力就不再是唯一變因，市場機制與招聘策略的權重被迫上升。
在夏立夫的求職時間線裡，他也提到面試結果的落差。投遞500份後，只有10到20次面試機會，且多在後續階段被淘汰。他形容自己似乎「通過第一關」，卻在第二次面試後不久就被告知錄用別人。對求職者來說，這意味著不只是要被看到，還要在更細的競爭條件中擊敗同場對手，而那往往包含經驗、作品集成熟度、或對特定工具與流程的即戰能力。
他也承認，若只看專業內容，自己從課程中吸收的部分有限，實務知識更多來自志工、經驗累積，以及YouTube教學等自我補強。這樣的自述，反映出不少受訪者共同的感受：學校能提供框架與背景，但職場需要的是可直接上手的成果與節奏。當AI與自動化逐漸介入內容產出與數位工作流程，企業更可能偏好能快速交付的能力，而非僅是理論完成度。
在求職持續卡關後，夏立夫選擇轉向創業。他成立名為「Zoqué」的服飾品牌，希望結合自己對攝影與體面穿搭的熱情。對外界而言，這可能看似是一條替代道路；但也意味著不少年輕人被迫用「不在求職清單裡的方式」自救——把專業與技能轉為可被市場驗證的產品，而不是等待一份仍不確定的工作機會。
從更宏觀的視角看，學費壓力與就業不確定感同時存在，會直接影響年輕人的選擇。有人被迫放低標準、先求生存再找對口；有人則可能更早承擔創業風險或轉職。對雇主而言，縮減徵才或調整招聘流程，也可能短期省下成本，但若長期讓高素質人才的投入難以轉化，市場仍可能付出更高的遲滯成本。接下來，求職者如何取得更貼近職場的能力、以及企業如何更透明地設計招聘門檻，將成為這類故事反覆出現時，人們更迫切想知道的答案。
MISRYOUM 也將持續關注這類“學位與工作落差”的動向，因為它不只是個別人的挫折，而是關於教育投資、職涯選擇與市場需求如何重新對齊的現實問題。